Habana．跟青年人對話

1871年11月27日，在Havana有8名醫科學生被誤會把西班牙記者投進墳墓而被西班牙士兵槍殺。現在於2012年11月27日的Havana，仍然沒有被人遺忘，學生們仍一起走上街中，於廣場上一起紀念當中被殺的醫科生。大道被封，車路要改，為的是讓那些穿著白色醫袍的年青人，大伙兒聚集一起於廣場上，回想當年的一切。當紀念活動完畢，一些年青人結伴回家，一些年青人則在Malecon的海旁繼續聚集。Floris跟我也就跟隨部份的年青人到海旁，觀察他們是如何互動的。

(此相片由Floris提供)

那裡，各有不同的小組聚在一起，只是各群體基本上有一支、兩支的Rum酒，並手執香煙，笑著、喝著、吹煙著。有趣的是大學生的互動跟中學生的是比較不同的。中學生的群體，男和女的也表現出「壞男孩」、「壞女孩」的樣子。男生會因為女生表現出性感的動作而興奮起來，有的甚至在公眾場合，除掉衣衫、褲子，表現強壯男子的一面。女生，則打開胸膛，露出色彩繽紛的胸罩，跳著性感舞蹈，吸引男生。他們的表現跟那些跳舞音樂錄像是差不多的，那種從身體裡散發性感美來挑釁對方的氣氛，濃烈得很。然而，不同的是我比較喜歡古巴人的這種感覺，好像正面能量很強的，跟在的士高裡狂熱地跳舞的那份逃避寂寞感相差得遠。相比起中學生，大學生的群體似乎比較「靜態」。他們並不特別表現出要「壞」的一面，而比較喜歡站著聊天，說些笑話，做一些搞鬼的動作給朋友看。或者，對於大學生的而言，他們就是要表現出跟中學生身份的不同，也似乎從中跟那些瘋狂著的中學生說：「我們從前也是這樣，體會過你們的歡樂。只是現在長大了，對社會體會多了，也不再是這樣跟朋友生活了。」(在古巴，所有的男生必須於完結中學畢業後並在進入大學之前，接受一年的兵役，才能再繼續學生生活。這或許是大學生成熟起來的一段重要時間。)

當Floris跟我正打算離開之際，有一群就讀「國際關係課程」的大學生，把我們叫停了。其中一位女生，因為輸了遊戲而必須跟外國人說「你能否跟我做愛？」於是，我們就開始跟這群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大學生談話起來。然而，在他們的群體之中，我跟Adrian特別談得投契。

Adrian，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，是他們的「大哥」。他對政治制度感到興趣，也希望將來畢業時，投身於古巴的政治活動。也很想了解中國社會的現況，以及香港這個獨特的政治區域的制度。於是，我們一談就停不了，而且也各自直接地談起社會制度跟人文生活的想法。在Adrian眼中，中國是很好的一個國家，至少他們很歡迎中國的人。何解？因為中國在這數年間，主動提供經濟上的支援。在古巴其中一個很令本地人煩惱的問題，就是巴士數量不足，使得人們總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有一班巴士，並且人總是滿滿的，並不容易擠得上去。於是，中國的其中一個貢獻，就是輸入中國製作的巴士給他們，使得問題可以緩和一點。沒錯，真的只是一點點而言，但對古巴人而言已經很好了。而且，在Adrian的眼中，中國是跟他們差不多一樣的共產國家，而且也已經跟世界開放了。所以，古巴也應該向中國學習，如何能夠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強國。只是，當我跟他談起內地人的網絡資訊受到監控及過濾時，他倒全不知情。Adrian以為在中國可以於網絡上什麼也查找到，古巴卻難以跟世界接觸似的。我在想：「古巴政府為中國建立的形象，竟然可以如此正面。究竟，當中是什麼原因令中國能夠建立起如此形象呢？」其實，古巴跟中國的不同在於，在古巴，本地人並不容易找到一台電腦上網，並不是政府封鎖資訊或作出嚴格監控，只是資訊不足，古巴人需要給予昂貴的金錢上網，使得古巴人難以承受享用網絡。然而，只要接觸得到網絡，基本上Facebook、香港新聞等也隨時可以查閱。

在Adrian眼中，中國人天生就像很喜歡工作，也因此得到很多外資機構投資於中國，並且令他們的國家富裕起來。他很羨慕這份「天性」，至少跟古巴人傭懶的生活態度完全不同。沒錯，我也承認中國人是耐勞的一個民族。至少，何解他們情願放棄家庭、假期來賺取金錢？這是否反應著一些外人不能理解的心理處境？其實，有很大部份的中國人，他們努力工作的一個隱藏原因，是很清楚「金錢可以解決生活一切困難」的。曾經在中國旅遊數次，跟一些農民或城市人也談起工作與金錢的關係，他們也直認金錢的重要，在於能使得於很多情況下得到「通行證」，即給予工作人員一些「額外費用」，就能比較快捷地得到他們所想要的。例如，在公立醫院等待救援，能享受到快一點的服務；於申請外地護照時，也比一般人容易等。這種種必須要用金錢來「解決」的處境，也使得部份中國人堅信賺取多一點的金錢，可以令得自己多一點的保障。Adrian從來也沒有聽過這樣的觀點，只是我跟他說這種看法也是我從旅遊裡，部份人的生活經驗分享得來，或許並不是全部的中國城市及當地政府是這樣，然而這份金錢至上與工作辛勞的天性，使得中國人活於欠缺安全感的生活之中。當然，為得使家庭的到安樂及優良一點的生活而作的犧牲，其實很值得我們欣賞的。可是，我們不禁仍然要問：「社會的制度能否作出一些改變而使得人們所付出的，跟他們現在所得到的更公正？同時能否使得人們不再活於一種缺乏安全感的氛圍之中？」

Adrian說，在古巴其實已經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聲音，批評及表達對現在的政府制度之不滿。例如當地人也經常質疑「何解一名政府醫生薪金，比一名自雇的士司機薪金還要低很多？這種制度使得人們不能安於一些有意義的工作。」再了解下去，Adrian表示外國人很難理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制度。他表示自己也有點為這類似的情況感到無奈，然而政府並非不想提高醫護人員或公務員的薪金，只是政府沒有金錢。政府的資金本身已經不足，终要照顧很多不同方面的地方，例如軍事、房屋、社會建設等，為社會服務的人也就使得變相被「犧牲」了。除了對政府資源不足有帶點體諒之外，兩種貨幣的制度，也同時令私有產業的工作更吸引本地人。在古巴很多優質的物品，也是需要用遊客現在使用的CUC來購買的。然而，一般的市民卻只能賺取PESO。當然，他們仍然可以利用1 CUC = 25 PESO來換取貨幣並購買優質產品，只是當一切也是遊客的貨幣，人們也就只想投身於旅遊業，既能賺取更多金錢，又能直接享受優質生活。這種私有產業的發展，好像令更多的聰明人，放下其本身獨特的能耐，為了生活而轉換行業。

究竟，我們如何衡量生活質素、與人文關懷呢？當我們追尋生活的「優質」時，我們同時犧牲了什麼？是對人文社會的關懷？還是對自己良心的另一種背叛？